大遺址是實證我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資源，也是承載中華文明歷史價值、彰顯中華民族精神追求的重要載體。全國政協委員、民盟河南省委副主委柳鋒波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多數大遺址占地廣闊，與城鄉生產生活及建設空間高度重疊，普遍面臨遺址保護與社會民生、城鄉發展難以協調的結構性矛盾。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補償機制，統籌推進大遺址保護的可持續發展與區域高質量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河南省委會專職副主委柳鋒波（受訪者供圖）

柳鋒波表示，盡管國家層面已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確了文物保護補償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始終缺乏針對性強、系統完善的制度設計。現實中，大遺址屬地政府在征地拆遷、配套工程建設等方面投入了巨額成本，范圍內的企業與居民也為配合保護工作做出了較大犧牲。隨著考古及保護工作不斷深入，屬地政府承擔的成本日益增加，而當地居民對提升生活質量、尋求發展機會的訴求也愈發強烈。

柳鋒波指出，大遺址保護的補償對象主要涵蓋四類主體：所在地屬地政府、參與開發運營的企業、遺址范圍內的居民（村民）以及相關企事業單位。不同主體在不同階段為保護工作直接投入的成本和承擔的損失各不相同，受償需求也各有側重。

在他看來，大遺址保護補償的核心癥結在于，用于大遺址保護的土地喪失了可在市場交易的金融屬性，可直接兌現的經濟效益微乎其微，而其帶來的巨大社會效益卻難以量化，這就導致投入與收益之間存在巨大缺口。

針對上述癥結，柳鋒波建議，可參照國內外文化遺產補償制度、典型案例以及生態補償等行業經驗，逐步建立以 “財政縱向補償為主體、市場補償和社會補償為補充” 的多元化大遺址保護補償機制。同時，應依據 “誰受益、誰補償” 的基本原則，明確補償范圍涵蓋兩方面：一是屬地政府投入的與大遺址核心價值密切相關的成本（如配合考古產生的拆遷費）；二是因大遺址保護進行用地調整而失去的發展機會成本，以及屬地居民、村民因保護工作承擔的難以量化的投入或損失。參考生態補償案例，現階段直接補償對象可定為大遺址所在屬地政府，未來可逐步拓展至大遺址直接管理機構。（中國經濟網記者楊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