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將“著力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列為首要任務，同時在回顧過去一年工作時明確指出，“數據要素潛力加快釋放，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10.5%以上”。建設強大國內市場與釋放數據要素潛力，這兩個重大政策議題正在加速交匯融合——數據要素正從“沉睡的資源”轉變為驅動消費升級、優化供需匹配、賦能實體經濟的關鍵“市場動能”，成為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不可或缺的新型基礎設施。

值得注意的是，兩會前夕，國家數據局、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國證監會四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培育數據流通服務機構加快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價值化的意見》（國數政策〔2026〕6號），首次系統部署了數據交易所、數據流通服務平臺企業、數據商三類機構的功能定位與發展路徑。這一政策與政府工作報告形成精準銜接，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釋放數據要素潛力、建設強大國內市場，關鍵在于培育市場“中間層”，讓數據真正在供需之間流動起來。

一、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數據要素“潛力”在哪里

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在2025年達到49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約35％。但宏觀數字之下，一個關鍵矛盾尚未得到充分重視：數據的“聚集地”和數據的“急需地”之間存在巨大鴻溝。

一方面，以電商平臺為代表的數字平臺企業擁有海量的用戶行為數據、市場交易數據和消費洞察數智分析能力；另一方面，我國大量傳統制造企業仍以生產導向、經營產品為主，普遍缺乏終端市場用戶數據，對消費需求的感知存在明顯盲區。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環節——“智改數轉網聯”推進迅速，但供需兩端的數據是割裂的。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獨特背景在于“四化同步”——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尚未完成的階段就迎來了信息化浪潮。這意味著數字經濟不能僅僅在數字原生領域“自我循環”，更要解決前面“三化”留下的痛點，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數據流通不暢的堵點。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數據要素潛力的核心，在于讓平臺所聚集的市場數據真正“流動”到需要它的傳統企業手中，以數據驅動供給優化，匹配消費升級需求。

二、供需數據“割裂”是制約內需的深層堵點

政府工作報告將“著力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列為2026年首要任務，要求“堅持內需主導”“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這指向一個深層結構性矛盾：我國人均GDP已達1.3萬美元左右，恩格爾系數降至29.8%，居民消費正從剛需型產品向高品質消費品和服務消費轉型，但當前市場的供給仍以性價比驅動的產品為主，供需之間存在顯著的結構性錯配。

更值得關注的是，平臺算法的信息推薦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種錯配。流量導向的算法在有限推廣資源池中傾向于放大低價信號，形成低價導向的信息環境，影響了消費者的品質預期與消費升級意愿。結果是，觀測到的消費數據可能并不反映消費者的真實需求——我們看到的“消費降級”現象，很可能只是數據層面的假象，真實情況是消費分層下的供需信息斷裂。

如果平臺所掌握的消費趨勢數據無法有效傳遞給供給端的制造企業，那么“促進商品消費擴容升級”就缺少了關鍵的信息基礎設施支撐。數據要素潛力的“加快釋放”，在當下有著十分緊迫的現實意義。

調研發現，一家龍頭家紡企業通過數智分析服務接入電商平臺市場數據使商家商品瀏覽量最高提升177%，銷售額增長約29%，而平均客單價提高了約52.9元。這意味著，平臺數據不僅幫助商家“賣得更多”，更幫助消費者“買得更好”。更重要的是，數據賦能直接推動了消費升級：數據賦能機制并非只服務于高端消費者，而是有效激發了中低消費層級和潛在需求群體的活躍度，在不同消費群體中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效應。同時，在宏觀層面推動了平臺間的良性分化，降低了跨平臺商品的高度重疊，有效緩解了同質化競爭與價格內卷。

三、制度破題：從“誰來干”到“怎么干”

長期以來，“數據在誰手里、誰來促成流通、以什么方式流通”缺乏清晰的制度安排。四部門聯合發布的《意見》正是針對這一癥結，首次系統回答了數據流通的“誰來干”“干什么”“誰護航”三個關鍵問題。

在“誰來干”方面，《意見》明確培育三類數據流通服務機構：數據交易所定位為“綜合服務”的探索者，構建全鏈條數據流通交易服務體系；數據流通服務平臺企業定位為“專業化發展”的主力軍，深耕產業生態鏈接；數據商定位為“產品化”的排頭兵，加大數據產品和服務開發力度。三類機構各有側重、協同發展，構成了數據從供給方流向需求方的完整“中間層”。

在“怎么干”方面，《意見》提出了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創新方向——探索多樣化流通交易模式，鼓勵“數據換數據、換訂單、換服務、換模型、換場景”。這一表述突破了傳統的“一手交錢一手交數據”的簡單買賣思維，與前述研究中平臺通過數智分析服務賦能商家的實踐高度契合。平臺不是直接出讓原始數據，而是以分析能力、模型服務、市場洞察等形態輸出數據價值——這正是“數據換模型”“數據換服務”的生動體現。《意見》還明確提出支持機構合作“提供數據匯聚、治理、模型訓練等服務”，豐富數據集和智能體等新服務形態，直接呼應了政府工作報告“建設高質量數據集”和“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的部署。

在“誰護航”方面，《意見》堅持創新與監管并重，一方面建立試錯容錯機制，為新模式新業態留出空間；另一方面嚴禁設置不合理的數據流動限制，嚴厲打擊虛構交易和數據黑產，守住安全底線。這種“在規范中發展”的思路，為平臺企業參與數據流通吃了一顆“定心丸”。

四、以數據賦能驅動強大國內市場建設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平臺企業和平臺內經營者、勞動者共贏發展”，以及“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數賦智服務，持續加大對中小企業數智化轉型的支持”。四部門《意見》則進一步將平臺企業明確納入“數據流通服務機構”的制度框架，鼓勵其發揮專業化優勢、深耕數據產品和服務開發。兩者形成了從政策方向到制度落地的完整鏈條：釋放數據要素潛力是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關鍵路徑，而平臺是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要素價值化的關鍵市場主體，其角色不應僅被定義為需要監管的“守門人”，更應是賦能實體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的“數據樞紐”。

數據要素的價值不在于數據本身的“存量”有多大，而在于數據能否在正確的節點、以正確的方式“流動”起來。當平臺數據通過數智分析服務賦能傳統企業創新、激發消費升級、緩解價格內卷時，當“數據換訂單、換服務、換模型”從政策文本變為市場實踐時，數據才真正從“資源”變成了“要素”，從“潛力”變成了驅動強大國內市場建設的現實“動力”。

這需要政府、平臺和企業的協同推進——健全制度讓數據“敢流通”，培育機構讓數據“能流通”，創新模式讓數據“愿流通”。唯有如此，數據要素潛力的“加快釋放”才能真正轉化為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生產力。（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陳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