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由城到鄉的詩意棲居故事被反復講述，真正的考驗卻隱藏在土地深處——新農人能否真正扎根？能否與鄉村產業同頻成長？

位于北京密云山區的飛鳥與鳴蟲農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認真觀察的樣本。8年前，這是一片荒草覆沒的農地；如今，它成為北京生態涵養區內一個同時運轉著生產、教育與社區的小型系統。

在這場發生在密云山間的實踐中，農場兩位創始人李一方和王婧沒有把“回到鄉村”當作城市年輕人的一次轉身，而是試圖驗證一個問題：生態農業，能否成為更多年輕人的事業選擇？

理想照進現實

2025年前8個月，是飛鳥與鳴蟲農場成立7年來，經營狀況最差的一段時間。

賬目并不復雜，卻始終對不平；農場活動照常開展，收入卻遲遲跟不上。李一方心里清楚，把理想落到真實土地上，遠比紙面推演困難得多。

來到密云前，她和王婧屬于“看過世界的人”：李一方畢業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過10年國際組織項目管理和雙語新聞發言人；王婧畢業于北京大學，曾是被不少媒體報道過的農業和食品安全專家。

在她們的職業路徑里，鄉村并非“唯一選項”。但這種“有退路卻選擇留下”的狀態，恰恰構成了成為新農人最稀缺的前提條件之一。

為了驗證文章開頭的問題，李一方頻繁接觸各地新農人，結論回到同一個判斷：僅靠銷售農產品，小規模生態農業很難長期存活，并難以與城市消費者建立穩定而有效的連接。

“有機農業的價值，絕大多數是外部化的。”李一方解釋，更公平的鄉村結構、更可持續的生態系統——這些價值真實存在，卻很難在交易中被看見。單靠會種地，不足以支撐生態農業成為一份長期職業。

她和團隊意識到，要讓更多人真正進入農業，讓原本看不見的價值被體驗、被理解、被認可，意味著農場不只是生產場所，還必須承載教育、文化與社區關系。

這是一種高度跨界的能力組合。2015年，國內幾乎沒有類似成熟案例，“那就不如自己來試一下”。

李一方少年時代的理想，是成為像珍妮·古道爾那樣的生物學家。但在工作當中，她不斷被農業場景所擊中：在廣州朋友的農場，她和有機肥“住”在一個屋子里，戴著口罩睡覺；在東北，她第一次深入了解用發酵床養豬的有機農場，木屑混合菌種幾乎沒有異味。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并不知道要做一個怎樣的農場，但想留下一個‘作品’、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如果不依賴補貼、不靠短期輸血，生態農場有沒有可能形成一種自我運轉的狀態？土地、食物、教育、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能不能被重塑？”李一方說。

位于密云區溪翁莊鎮金叵羅村的飛鳥與鳴蟲農場，就這樣誕生了。

推開門，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條滑梯。孩子們從滑梯上沖下來，穿過沙坑與樹屋。不遠處，面包窯正升溫，柴火味道慢慢散開。小雞、小鵝在院子里來回踱步，再往里，是被不斷調整用途的土地——種植區、活動區、營地，沒有固定動線，也沒有刻意設計的景觀。很多設施，都是和來過這里的人一點點共建出來的。

面包與零碳

因為“幾個城市女性下鄉種地”的反差被人記住；很多人來到這里是因為參加活動——但對于飛鳥與鳴蟲來說，其生命力不在宏大的規劃上，而發生在一爐爐面包、一塊塊土地的細節中。

王婧最早提出做面包時，沒有成熟銷售渠道，沒有成體系的烘焙設備，更不確定價格不算便宜的手工面包是否有人買單。王婧先做的不是品牌，而是窯。

那是一座從零開始的面包窯：選址、砌窯、通風、煙道……第一次點火，火候失控，倒灌的煙嗆得人睜不開眼睛；窯溫不穩，面包不是外焦里生，就是整體塌陷。失敗被記錄在日記里：溫度曲線、發酵時間、面粉狀態，一項項被拆解。

面包窯建好后的1個月，王婧每日走路去工地燒窯，臉熏得像個包公。“這東西怎么能烤得了面包呢？”“這些姑娘就是玩票，待不了半年就得回城去。”村里有人說。

使用天然酵母+柴燒的面包窯，全靠面包師的經驗。面團發酵到剛好時，窯溫也必須剛好。王婧睡在面包房的地板上，整夜盯著酵母發酵。

第一爐面包終于烤制成功。上線開售第一天，面包預訂一空。

于是，有了“百日百包”計劃——連續100天，每天做一款不同的面包。因為農場需要把“時間價值”變現的產品，而面包是難得能把土地、勞動、附加值壓縮進價格里的對象。

積累經驗后，王婧又有了新的想法：“為什么不自己種麥子？”

對于一個小農場來說，種小麥意味更長的周期、更高的不確定性。從做面包，到掌握面包的源頭——麥子，這一步把她們從手藝推向農業系統。進入輪作的麥子融入土壤改良計劃，進而成為品種和氣候的觀察對象。面包，不只屬于廚房，也和土地、時間發生了關聯。

沒有追求快速擴張，面包的制作保持節奏：限量、預訂、季節性變化；中秋做月餅，每年有不同主題；日常面包不斷更新，但有一部分經典款被保留下來——“保留40%，更新60%”的原則，逐漸成為農場活動整體運營的隱性規則——既不被經驗綁死，也不讓系統失去穩定性。

有人專程驅車到密云取面包；有人在節日里把它當作“能講清楚來歷的禮物”；也有人因為面包第一次走進農場；還有人來取經也想做窯烤面包。

如今，面包成為飛鳥與鳴蟲最穩定的一項收入來源。每到年終結算，賬目被一筆筆攤開，農場收益的40%用于反哺鄉村；農場絕大部分員工都是周邊村鎮的女性，她們在家門口就能實現增收。

與王婧的面包并行推進的，是李一方主導的零碳實踐。

那時，飛鳥與鳴蟲農場的輪廓基本成型：土地、有機種植、食物加工、親子活動、社區共建。她們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如果這些努力仍然依賴外部能源、依賴城市系統的持續輸血，那么它終究無法成為一種可以被復制的鄉村路徑。

飛鳥與鳴蟲，立志做全國第一個零碳農場。啟動前，她們找到能源、農業、環境方面的專家，把農場面積、投入、人員結構、運行方式一條條列出來，請對方判斷可行性。當然，也受到不少質疑：“做到零碳不可能吧？”

促使她們繼續往前走的，是一個樸素的認知——如果連嘗試都不開始，那么這個答案永遠不存在。

“我們想把每一筆排放都算清楚，看看一塊真實運轉的土地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李一方說。之后一年，這些開始被逐項記錄：一棵樹一年能固定多少碳；有多少噸秸稈用于堆肥；廁所產生多少廢水；每年消耗多少電力、柴油和天然氣……

沒有模板，沒有范例，也沒有現成的系統。用最笨拙的方式開始：一張張手寫表格、一次次現場對樹木土壤碳匯的核算;還有一輪輪夜以繼日的保護性耕作——通過對水稻田的甲烷減排、有機肥、綠肥等方式增加土壤碳匯。

2025年底，當“北京首批零碳農場”的稱號真正落在飛鳥與鳴蟲頭上時，李一方反而很少再提這個過程。她更愿意說的是另一句話：“我們希望，一個小農場的嘗試實踐，可以為后續農業農村減排固碳的發展帶來一些啟示。”

不再只是項目

如果只有土地和產品，飛鳥與鳴蟲依然只是一個經營項目。真正讓這塊土地獲得韌性的，是不斷被卷入其中的人，以及人與人之間逐漸形成的關系網絡。社區不是農場的附屬品，而是后者得以持續運轉的條件。

第一次來到農場，有人是為了面包，有人是帶孩子參加活動，也有人只為在周末找個能待一下午的地方。真正發生變化的，往往是在第二次、第三次到訪之后。強信任關系編織的人際網絡中，社區被一點點構建出來。

孩子們反復出現在同一塊土地上。春天播種、夏天除草、秋天收獲。在水稻田埂上走過，偶爾會驚起一兩只青蛙；在果園里摘桃子，小馬會走過來撒嬌讓你分給它吃；掰玉米時，小雞在腳邊追著蟲子跑。孩子們意識到：食物不是憑空出現的，生命也不是抽象概念，他們不是在“體驗一次活動”，而是在時間里與土地建立關系。農場也不再只是“一個項目”，而成為許多家庭頻繁光顧的場所。

王婧記得，最初的建設階段，她們始終是“外來人”。工地上的木匠、電工都是本村人，下雨了就回家，施工自然停擺。她們試圖用熟悉的方式去推進：開晨會、列計劃、做總結。結果一地雞毛，節奏對不上，溝通不斷失效。那時候，她一度覺得自己和這個村莊水土不服。

轉折并不是某次鄭重其事的“融合儀式”，而是一些很小的瞬間。

車胎爆了，有村民主動幫她們補胎；在村里曬太陽的大爺大媽能自然聊上幾句；有人順口邀請她們“要不去家里吃頓餃子”。

變化也發生在農場內部。最開始，很多員工并不理解農場在做什么。生活方式農場、窯烤面包、線上線下混合經營，對他們來說都是陌生的，需要被反復提醒，如何回復客人、如何推薦產品。

慢慢地，廚房大姐會主動提醒：“今年的酸菜好了，可以上架了。”有員工建議周末增加面包試吃，提醒該多準備一些現貨。

農場的決定不再全部來自創始人，而是在日常工作中被大家自然地做出來。這是王婧最驕傲的時刻——當農場不再需要創始人事無巨細地作判斷，它才真正站穩了。

這種關系網絡，正不斷吸引新人加入。

李躍第一次來農場是為了買窯烤面包。一天就吃完整個面包禮盒后，她開始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現，又逐漸兼職幫著包裝、收餐盤、畫標識牌、貢獻創意。

有一次，李一方忙于星級園區申報，李躍通宵幫她做好PPT。

“厭倦了一眼望到頭的城市職業路徑，農場提供了被信任、被需要、被允許參與構建的空間。”李躍說。后來農場“白日夢”面包咖啡店啟動，她成為001號店長。

有人來打零工，有人參與活動，有人在節日里被邀請來吃面包喝咖啡，也會在兒孫、親戚回來時面包招待他們——這種吸引村民的日常，比任何“敘事”都更有說服力。

回頭看，直到今天，飛鳥與鳴蟲在周邊村莊的辨識度依然有限，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它在做什么。但在這塊密云山間的土地上，專業、耐心與責任被一寸寸落進現實：產業開始運轉，人與土地形成穩定關系，公共價值在日常生活中被反復確認。

這場不喧嘩、不急于被定義、卻持續發生的實踐，回應著鄉村全面振興對“塑形”與“鑄魂”的雙重期待。（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韓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