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趙曉霞攝

10月中旬的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微風掠過800多畝稻田，一束束稻穗似在低語。這片土地的稻作故事，已延續數千年。5000年前，良渚先民持石犁耕地，修建水利系統，種植水稻……如今，留存下來的炭化稻谷訴說著遠古農耕的智慧。

文明之光，照古鑒今。日前，6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機構負責人、博物館館長、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等300余名中外嘉賓相聚良渚，在浙江杭州召開的第三屆“良渚論壇”上圍繞“文明重光：文化遺產與人類文化多樣性”主題開展交流研討、深化文明對話。

對話交流畫卷徐徐展開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地區辦事處主任兼代表夏澤翰的眼中，“良渚是見證中華文明演進的地方，舉辦‘良渚論壇’是人類對話互鑒與共擔精神的體現。‘良渚論壇’不僅是歷史記憶的承載地，更是文化遺產如何啟迪未來的生動證明”。

論壇上，從中國學者介紹南佐、良渚古城反山王陵、二里頭、三星堆等遺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到外國學者介紹古埃及文明、地中海文明等區域文明相關的考古新進展；從中外學者交流新的考古理論、方法和技術，到關注氣候變化下的遺產保護利用……一幅對話交流的畫卷徐徐展開。

對話交流凝聚共識。“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北京大學一級教授趙輝在“文明根脈：遠古文明的歷史智慧和當代價值”分論壇上表示，要認清中國文明，不單要研究自身內涵，更要加大與其他文明研究成果和技術的交流，互相啟發。

考古新成果和新研究的分享展示了不同文明的風采。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曾擔任“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甘肅慶陽南佐都邑遺址考古隊領隊，在論壇上分享了南佐遺址的考古新發現。他認為“該遺址充分展現了早期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禮儀制度以及跨區域交流網絡，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關鍵的實證資料”。

良渚古城反山王陵的最新考古成果分享引發眾多關注。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介紹，目前確認反山坐落于與水利系統相連的南北向土壟上，并發現了院墻、建筑等遺跡。“古城功能區與水利設施的結構聯系，進一步證實了水利系統與良渚古城是經過統一規劃與設計的超級工程。反山院墻以及東部建筑遺跡的發現，突破了反山作為單純土墩墓地的傳統認識，可能代表我國古代陵寢制度的發端。反山附近成組院落的發現，為良渚古城貴族社會組織和人群關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王寧遠說。

“中國考古團隊在良渚取得了偉大且頗為現代化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了跨學科研究方法，為理解良渚這一來自5000多年前的文明遺跡，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意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文化遺產科學研究所研究主任尼古拉·馬西尼說。

在他看來，良渚古城與意大利古羅馬建筑瑰寶萬神殿有著共通之處：“良渚古城是宏大的早期國家規劃范例，體現的是對王權、神權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系統性思考；萬神殿是一個集中的、具象的、服務于帝國與神祇的建筑杰作。”

馬西尼認為，不同國家的考古成果值得國際學術界共享。“正如我們在這次論壇嘗試的那樣，經驗的交流意味著能力的提升，每個人都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并有機會建立合作。‘良渚論壇’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次絕佳的機會。”他說。

良渚先民是如何烹飪大米的？說著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熊本大學副教授久保田慎二的研究通過陶器形態和使用痕跡，推測良渚先民可能采用“蒸煮”或“兩次蒸”的復雜方式烹飪大米。“這對中國烹飪稻米的傳統飲食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飲食習慣在東亞到東南亞許多地區一直延續至今。”久保田慎二說。

交流的方式并不僅僅是論壇發言。墨西哥奇琴伊察遺址管理局局長瑪麗亞·瓜達盧佩·埃斯皮諾薩·羅德里格斯身著傳統服飾出席論壇。“這件衣服的紡織技藝體現了傳統文化和智慧，我很自豪能穿著它參加這次的文化活動。”她說。

作為交流互鑒樣本的良渚

走過三屆的“良渚論壇”持續匯聚世界智慧，搭建起跨越國界的文明對話橋梁。而良渚也以開放包容的姿態，讓5000年的文明基因在全球范圍內傳遞、共鳴，成為世界讀懂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并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寫下生動注腳。

良渚，意為“美麗的水中之洲”。1936年，良渚遺址被發現。1959年，考古學家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20世紀80至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良渚遺址相繼發現一大批高等級墓地、祭壇和人工堆筑的大型宮殿基址。2007年，良渚古城揭開面紗……數十年來，經過幾代考古人的努力，良渚的故事不斷被續寫。

正如西北大學校長孫慶偉所言，良渚為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這一個重要論斷提供了堅實的考古學證據，如果說過去只是一個單純的遺址點、考古工地，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文明交流的重要平臺和高地。

英國知名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曾三次到訪良渚，他曾說：“我不是良渚研究的專家，我是它的一個仰慕者。”在他看來，“良渚遺址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偉大的史前文化遺址之一”。而他與良渚的每次相遇，都將其推向更為廣闊的世界舞臺。

倫福儒曾多次向西方學界介紹良渚遺址，很多學者正是通過他的文章和演講，關注到了這個遺址。倫福儒還在學術研究中首次將良渚作為中國最早的文明形態寫入權威考古學著作，并在《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實踐》教材中明確將其與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等文明并列，強調這些文明在社會發展模式、城市規劃、宗教儀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良渚不僅僅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人類。”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部長助理、水下考古學家艾哈邁德·哈米斯·拉希瑪·穆罕默德如是說。

北京時間2019年7月6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隨著大會主席落槌，“良渚古城遺址”成為《世界遺產名錄》中的一員，中華文明5000多年歷史得到實證，遺產地的價值以及真實性、完整性得到了世界范圍的認可。

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并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杰出貢獻。

“良渚與世界”是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后打造的一個文明交流互鑒平臺。目前，良渚古城已先后與英國巨石陣、希臘雅典衛城、西班牙托萊多古城、意大利羅馬古城“對話”；良渚遺址還通過“何以文明”特展，“走進”聯合國總部及英國、瑞士、埃及、日本、新加坡、俄羅斯、秘魯等10余個國家和地區……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良渚成為“美美與共”的生動見證。

遺產為橋促進文明對話

文明的對話不僅關乎歷史，更指向未來。這正如與會專家達成的共識：文明對話不僅能夠增進相互理解，更能為應對當今全球性挑戰提供歷史智慧。

“遺產不應被視為凝固的古董，而是與人類共同成長的生命進程。”國際文物與修復保護研究中心前總干事特別顧問加米尼·維杰蘇里亞呼吁將遺產地打造為促進文明對話、求同存異的交流空間，成為增進和平理解、連接不同文明的橋梁。

1287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第一次來到杭州，他說：“杭州是天堂之城，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天城。”700多年后，威尼斯市副市長馬西米利亞諾·德·馬丁來到杭州。

“這是我第一次來杭州。威尼斯與杭州之間有著深厚的聯系，最早要歸功于馬可·波羅，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座與今日不同的城市。正如杭州在成長，威尼斯也在不斷發展。如今，分享各自守護文化遺產的優秀實踐是我們應該做的。”馬西米利亞諾·德·馬丁說。

“我并非獨自存在……我是貢多拉與運河，我是小巷與橋梁，我是正受摩西屏障保護的生態系統……”馬西米利亞諾·德·馬丁在論壇上的分享以一部短片開場。

在短片中，威尼斯水城的別樣風采和如何守護古城遺產形成鮮明對比，也讓與會嘉賓思考“文化遺產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該如何調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威尼斯不僅是一處需要被保護的遺產，更是一個全球性的遺產保護實驗室。”馬西米利亞諾·德·馬丁說。

“作為一座每年接待2500萬人次游客的古城，守護好文化遺產和城市安全一樣重要。”馬西米利亞諾·德·馬丁分享了防洪工程“摩西計劃”——通過在威尼斯潟湖與亞得里亞海之間的入口安裝可升降鉸鏈模塊，形成防洪屏障，有效阻擋潮水，既保護了古城歷史建筑，也守護著當地居民的生活。

良渚也在進行著“保護與發展共贏”的探索實踐。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主任王姝分享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良渚實踐”。“良渚的大遺址保護機制，核心在于人與遺產的和諧共生。”王姝說。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杜曉帆表示，由于保護范圍大、等級高、歷時久，且所處區位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勢頭迅猛，良渚古城遺址探索出一系列以大遺址保護帶動周邊社區可持續發展、賦能鄉村振興的路徑與經驗。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世界遺產顧問卡羅琳娜·卡斯特利諾斯提出世界遺產保護需要融合社會、經濟、環境三個維度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倡導賦能當地社區參與、發展多元化經濟、應對氣候變化，通過遺產驅動而非僅僅保護遺產來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已經有遺址在全球推廣其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經驗做法，并且獲得了普遍認可。我們希望在遺產保護管理方面有更多可持續發展方案。”卡羅琳娜·卡斯特利諾斯發出呼吁。

并未止步于“良渚時間”

“良渚論壇”倡導的推動不同文明加強對話、增進共識等精神，并未止步于論壇的會期與議題，而是一直貫穿于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實際行動中。

記者從論壇上獲悉，中國深度開展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積極參與世界遺產國際規則制定和理念研究。從倡導實施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到大力支持柬埔寨吳哥窟、尼泊爾九層神廟、烏茲別克斯坦希瓦古城等搶救保護，再到聯合開展埃及孟圖神廟、沙特阿拉伯塞林港等考古發掘研究，為保護傳承多姿多彩的人類文明、推動世界和平發展持續貢獻文明力量。

論壇開幕前夕，法國國家預防性考古研究院創始主席讓-保羅·德穆勒參觀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標本陳列室。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的介紹中，浙江考古從舊石器時代到南宋時期的主要成果一一呈現。

“展覽涵蓋了浙江考古的歷史進程，我由此感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管理和科技水平都相當發達，也由衷敬佩中國對考古事業的幫助。”讓-保羅·德穆勒說。

據方向明介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在推進與國外考古機構的研究合作，在加強人文交流和交往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比如與日本金澤大學、東京大學開展合作，與韓國文化遺產廳直屬的羅州文化遺產研究所聯合開展“古代東亞文物交流共同研究合作”項目等。

促進交流是與會專家學者的共識。去年11月，韓建業以大會科學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到土耳其的尚勒烏爾法市參加首屆世界新石器時代大會。“參會學者上千，來自64個國家和地區的486個大學和研究機構等，會議議題涉及有關新石器時代的幾乎所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學者在演講中都討論到中國的考古發現。”韓建業說。

在赴遺址考察過程中，韓建業第一站看到的是卡拉漢遺址。“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石陣’遺址，一萬年前古人大規模開采巖石并雕刻出高大的‘T’字形石碑，在巖石上挖掘壘砌房屋建筑，創造出生動形象的人物和各類動物形象，雕鑿出各種精美的石容器，都讓我感到十分震撼。尤其這些遺存背后人們復雜的宇宙觀和思想觀念，令人浮想聯翩。”韓建業說。

對他來說，更大的收獲來自“何為新石器時代”的討論——全球范圍典型舊石器時代之后的情況是如此復雜，似乎很難用統一標準去概括。雖然大會沒有形成定論，但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內涵需要更新。在韓建業看來，這正是交流對話的意義所在。

他表示，通過100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風格。“以良渚為例，這么龐大的一個遺址，包括城址、水利設施、墓葬、祭壇等。對其的科學考古調查發掘和宏觀把控展現了中國考古的高水準，在世界范圍內也位于前列，積累了很多好的經驗，值得好好總結。”韓建業說，“可以為之后的中國乃至世界大型考古項目的開展提供一種可供借鑒的考古模式。”